胡献忠

　　 以政党为主体来整合政治力量、协调各群体利益关系、推动社会变革和国家治理，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形态。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者，洞悉人类社会发展演进规律，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深刻把握“谁拥有青年，谁就拥有未来”远景战略，创建共青团这一助手和后备军，并致力于建构起一组密切互动的政治关系，在更广程度、更大范围汇聚青年力量。面对新时代新征程的国际国内形势和重要任务，强调党建带团建的全局性意义，既是党团关系历史逻辑一贯性的合理延伸，又是加强党的青年工作的现实需要，还是为共青团事业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厘清中国共产党依托共青团汇聚青年力量的出场逻辑及演进特征，进而从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关系的视野去考察党建带团建的价值意蕴，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中国共产党依托共青团汇聚青年力量的出场逻辑与演进特征

　　返回到100多年的历史现场，鉴于实现革命任务的艰巨性和革命斗争形势的复杂性，中国共产党试图在其外围构建一个工作群，成为党的手臂的延伸。“单有党还不行，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有群众”。由于分布在学校、厂矿、乡村等处的青年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同时借鉴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经验，中国共产党组建中国共青团作为伸向各社会领域的触角，传播党的政治主张，聚集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可以说，中国共青团一出场，就“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因而具备与众不同的政治气质。

　    1.“以党带团”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就确定的组织发展原则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产物，作为与政党有密切政治关系的共青团，自然与其“母党”同样是现代性的组织形态，背负着同样的历史使命。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就根据俄共（布）经验和本土实践，明确提出要“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共的后备军”，并委托年轻的党员俞秀松、陈望道、李汉俊等人具体操办。随后，在北京、武汉、长沙等地，同样是由党的早期组织来推动创建团的地方组织。基于对青年先锋作用的肯定性认知，“有党必创团”这一政治设计得到各地党组织创建者的一致认同并付诸实践。

　　1921年7月，在党的一大上，代表们专门研究了在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的问题，还研究决定了吸收优秀青年团员加入共产党的办法。从当时情况看，如果说党的一大确定“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是为了奠定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话，那么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厚植党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重要路径。党的一大所讨论的问题，已经明显具备党建带团建工作的雏形。

　　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通告，副标题为“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其中明确要求各地党组织要“切实注意”青年运动，对团组织发展的指导要“依新章从速进行”。表述这些史实的文字中虽然没提一个“带”字，但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带”的行动，可以视为党建带团建工作的较早源头之一。

　    2.共青团作为“党最亲密最得力的助手”的政治定位贯穿百年奋斗史

　　联系、吸纳各阶层各群体的群团组织都是中国共产党厚植群众基础的重要辅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党亲自组建的第一个助手。党一直认为，“青年运动为本党重要工作之一，所以对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极力加以组织上指导上之援助”。在具体运作中，团的行动与党的行动交织在一起，一般党员与团员常常从事同样性质的工作。经历大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共中央认为，团的组织和工作虽然有独立性，但其总任务必须是“在党的周围和党的口号之下”，“然而他又决不是工会农会，同样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青年组织，是党的后备军，故党必须将帮助团发展工作看作是自己的任务”。1930年10月，党中央政治局、团中央局在致各级党部团部的公函中指出：共青团“是党最亲密最得力的助手”。1942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团龄及转党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各级党组织在估计党员的党内历史时，应将党员由青年团员转党前的团龄（18岁以上的团龄）计算在内，并把团龄与党龄成同等重要”。在革命年代，团龄是计算在党龄之内的。

　　到了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0年，刘少奇在为党中央起草《关于加强工会、农会、青年团工作的指示》时明确指出：“为了使工会、农会、青年团成为新区社会改革的可以依靠的组织，各级党委必须十分注意加强这些团体的工作，特别是青年团应该成为党的最亲密的最可靠的助手，应该加强它的工作”。这里毫不吝啬地用了两个“最”字，而且在句首加上了“特别”，句尾的“助手”后面也没有“之一”。1957年5月，邓小平强调指出：“党现在是执政的党，团现在是执政党的助手，它和党是‘穿连裆裤子’的。青年团总不能离开共产党，而且应当同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语言通俗易懂而政治意蕴极为深刻。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党中央转发团中央的报告，一年总有七八件，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登载《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的社论和专论，一年也有五六件，充分体现了共青团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后，共青团适应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带领各行业团员青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敢闯敢干，开创时代新风尚，赢得了各级党政的认可。2002年5月，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青团成立8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有着特殊的政治关系。共青团的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2008年6月，胡锦涛在同团十六届领导班子成员和团十六大部分代表座谈时，高度评价道：“自建团以来，共青团始终以党的政治纲领为奋斗目标，以党的指导思想为行动指南，以党的中心任务为神圣使命，为实现党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些评价和定位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青年组织在实践中有机互动的必然。

　　进入新时代，共青团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工作的全过程各领域。“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体现了新时代党团政治关系的鲜明特色。2022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特别总结道：“共青团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把坚持党的领导深深融入血脉之中，形成了区别于其他青年组织的根本特质和鲜明优势。听党话、跟党走始终是共青团坚守的政治生命，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始终是一代代共青团员的政治信念”。

　　在长达百余年的历史建构中，中国共产党总是把青年工作摆在战略性、基础性和不可替代性的地位，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付诸实践，形成了“党有号召，团有行动”这一特色鲜明的政治联动和政治关系。

　　3.《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相关规定是党团关系的政治基准线

　　章程是一个政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内部规则基础，为党实现其纲领、开展政治活动、处理党内事务的根本法规。自革命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就设有党与共青团关系的专章，奠定了两个革命组织主辅互动的政治基石，也为后来两者政治关系的进一步明晰提供了重要参考范本。在很大程度上讲，中国共青团的政治行动权力与政治合法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章程》。

　　在大革命形势风云突变之际召开的党的五大通过了《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1923年6月党的三大通过《青年运动决议案》，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其中也都提出了党与团的关系，但这些决议案毕竟是冠以“青年运动”之名的。党的二大决议案中的“少年运动”实为“青年运动”，当时共产国际常把各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称为“少年共产团”）。党的五大结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修改了党章，第一次将党与共青团的关系作为专章论述，共青团中央及各级团部应派代表参加党的会议、党中央派委员担任团中央执委会委员且各级团执委会委员应为当地党委委员、各级党部应派代表出席团的会议三项内容，具有开创性的奠基意义。并且，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规定，“党员年龄须在18岁以上，凡年龄在20岁以内而愿入党者，必须经过青年团，但青年军人不在此例”。究其原因，一是建党初期就把团设定为党的“预备学校”，是革命事业的接续奋斗者，党章中将党团关系列为专章体现了这一政治逻辑的必然性。二是共青团在大革命中的坚定性和战斗力可圈可点，在党的五大制定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以及随后八七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均有明确的高度认可。三是在党章中以专章形式强化党对共青团的政治领导关系，有利于清除大革命中曾经出现的“先锋主义”倾向。之所以强调党章有关共青团内容的开创性奠基意义，还在于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革命实际独立做出的政治判断。查阅苏共十四大1925年12月通过的《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章》（1926年6月经联共（布）中央最后校订和批准后得以公布），共有15章100条，除第39条论及党的省级组织时，规定省委员会“直接指导共青团的工作”外，全篇并没有论述苏共与苏联共青团关系的专章。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依然列有“与共产青年团的互相关系”专章，只是内容上有些变化。共青团在1937年奉命改造后，其组织形式已被青年救国会取代，直到1946年秋才由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因此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自然不会涉及党与团的关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伴随着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创建起来的，并在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政权，以及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工业化建设中发挥着突击队作用。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重新将党与共青团的关系列为专章，并设置四项内容，对共青团坚持党的领导、各级团组织做好党的助手、各级党组织加强对团的领导、团员入党后政治身份的转换等予以明确规定。到党的九大召开时，“文化大革命”中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的论调甚嚣尘上，因此这次大会修改的党章不再设党与共青团关系的专章。改革开放后，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党团关系进行了重新规定，涉及共青团的政治属性、接受党中央及各级党委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团的领导等内容，并恢复专章。胡乔木在就党章修改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时明确指出：“在党与共青团的关系方面，规定了团的县级和县级以下委员会书记，企业事业单位的团委书记，是党员的，都可以列席同级党的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这将有利于密切党同共青团的关系，帮助共青团组织领导人的成熟”。此后，历次党代会通过的党章均将党与共青团的关系作为专章阐述，而且在内容上保持高度的传承性，使这一穿越历史时空的政治关系始终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二、党建带团建是现代化进程中建构良性政治关系的重要一翼

　　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政后的基本任务和重要使命。这需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一代一代地接续奋斗，因此建构良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党与群众关系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超大规模的青年群体需要以集体主义为内核的精神力量和组织形态来凝聚，在党政主导的政治框架下，共青团各级组织首当其冲。在当代中国多重政治关系中，全面加强党对共青团的领导，并通过这一庞大组织去吸引和凝聚各行各业的青年群体，从而使政党与青年的关系得到更大程度的优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1.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党对共青团工作的加强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渐次展开，人与组织之间、人与人之间原有的经济联结和政治联结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个体的流动性、原子化趋势不断增强，青年的主体意识张扬和多元化发展成为时代必然。整合青年力量的原有思路和机制，需要根据联结方式的新变化和青年群体的新特点做出必要调整。

　　20世纪80年代，党的干部队伍适逢新老交替、代际转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国家民族的未来极为关注，对青年发展寄予厚望，对共青团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党的十二大、党的十三大报告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发挥的作用均有较多论述。团十一大也将党赋予的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工作正式写入团章，“推优”工作逐步成为党组织发展青年党员的主要渠道。1986年，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批转团中央书记处的报告，要求在农村结合整党加强共青团建设。1988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审阅同意《关于共青团体制改革的基本设想》。1989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工青妇工作，实行统一领导，支持其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独立开展工作，增强基层组织活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各级党组织以“推优入党”为发力点，持续推动共青团建设，越来越成为一种政治共识和政治自觉。1990年，中共中央在部署以农村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时，强调把团支部建设纳入农村党的建设轨道。1991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的《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青年工作的意见》指出：加强青年工作必须“完善和制定有关青年工作政策，使党的建设和团的建设衔接起来，用党的建设带动、促进团的建设”。这一论断为“党建带团建”工作概念起到了破题作用。1992年7月，中央组织部、共青团中央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加强对“推优”工作的领导，要把“推优”工作开展情况作为检查和考核基层发展党员工作的内容之一。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专门提出“共青团要进一步做好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的工作”。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的通知》中强调：“党组织要把共青团的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上，支持团组织的工作”。1995年3月，中组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在青年中发展党员工作的意见》，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共青团的领导，以党的建设带动团的建设”并对做好团组织“推优”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2.“党建带团建”工作概念的明确提出与制度供给

　　2000年8月，中组部、团中央联合召开全国基层党建带团建工作会议。“党建带团建”进入会议标题，虽然暂时还被限定在“基层”，但其本身就说明这一工作概念已经成为全党共识。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党建带团建的总体思路、基本目标和具体措施，标志着对这项工作的认识和行动已经达到一个新高度。2002年5月，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80周年大会上指出：“要坚持党建带团建，把团的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规划之中”。2003年7月，吴官正代表中共中央在团十五大上的致词中强调，“要切实加强对共青团的领导，坚持以党的建设带动团的建设”。团十五大正式将“党建带团建”写入团章。团中央在2004年12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决定》和2005年7月出台的具体实施意见，都强调了党建带团建的重要作用。2010年9月，中组部、团中央召开全国基层党建带团建暨共青团系统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座谈会，进一步阐明了加强基层党建带团建工作的重要意义。2011年1月，中组部、团中央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基层党建带团建工作的意见》。

　　实际上，进入21世纪之后，在中央层面的号召推动下，很多省、市、县党委出台了关于党建带团建的意见，内容也比较具体。比如广东省提出“六带一优化”，即带思想建设、带组织建设、带班子建设、带队伍建设、带作风建设、带工作发展，优化工作条件。甘肃省酒泉市提出“五同步”，即党团建设同步抓、党团活动阵地同步建、党团教育同步搞、党团班子同步加强、党团工作同步考核。还有的市县出台“团建不达标，党建就不能达标”的硬性规定。各地坚持党、团建配套联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实事求是地讲，党建带团建的制度供给是相对充足的，但各地的具体落实情况就不能一概而论了。

　　3.“轴心—外围”结构性联动格局稳定有序且不断深化

　　如前所述，党的十二大作为改革开放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党代会，其所通过的党章对党团关系的规定，体现了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可行性和稳定性。自此，党团政治关系的建构进入一个新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形成了高效的结构性联动。从政治学的角度看，结构性联动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治组织，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和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以其中一个为主导，其余为辅翼，构成“轴心—外围”的战略态势，围绕核心组织的政治纲领、政策主张和奋斗目标，形成优势互补、同频共振、上下呼应的联动关系。因为每个组织都有各自的独特功能、适用范围和运作逻辑，这种联动关系需要建立在职能许可、力所能及的基础之上，所以称为“结构性联动”。换言之，就是各人民团体在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依法依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提出要进行“新的长征”时，共青团就及时推出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成为20世纪80年代吸纳青年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路径。“五讲四美三热爱”、希望工程、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青年文明号创建、大学生“三下乡”、保护母亲河行动等一大批青春气息浓烈的创造性活动，都是共青团适应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紧扣“助手和后备军”这一关键点，在实践中及时调整政治职能的重要体现。共青团的各项建设同样紧跟党的建设步伐，积极拓展行动空间。比如，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整党的决定》，团十一届二中全会就通过《学习整党文件，提高团的战斗力的决定》，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做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团十三届三中全会就通过《关于加强团的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也就是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框架下，党团关系已然形成全方位互动。

　　从时间维度上看，改革开放之后“轴心—外围”政治关系和结构性联动政治实践，远远长于革命年代“十五年”（1922年5月至1937年4月）和建设时期“十七年”（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而且伴随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在现代化视野下，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螺旋式向上发展，革命性、先锋性、群众性、开放性、民主性、科学性等基本特征在更高层次或更高水平上回复，展示出强大的领导力、组织力、整合力、凝聚力。中国共青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结合党的工作空间和统配资源，不断调整自身组织形态和工作内容，将团结带领广大青年跟党走这一最核心的政治功能发挥到最大限度。

　　三、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关系的制度安排与实践逻辑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现实担当。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党群关系从来都是诸多政治关系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动员超大规模社会成员投身现代化建设，需要党中央的坚强领导，需要各级党组织的统筹协调，需要各级政府、人大、政协，企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广大城乡自治组织，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共同发力。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群众团体，群团组织的基本职能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群众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指出：遍布城乡的群团基层组织与党的关系是“众星拱月”，“月”就是党，“众星”就是包括群团组织在内的党领导下的各种组织。做党的群众工作，要月明星灿，不能月明星稀，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更要星光灿烂。

　　1.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青年和共青团工作的新思考、新论断、新决策

　　青年作为各阶层各行业领域群众中最活跃的一部分，走在社会发展的最前沿。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没有广大人民特别是一代代青年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持续奋斗，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更不会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明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并深刻互动，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全球青年人才竞争愈演愈烈的时代背景下，做好青年群体的工作自然就成了重中之重，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的极强政治性与战略性定位就更为凸显。基于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的青年工作提出深刻而全面的政治要求，明确了青年工作的战略地位、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青年工作的职责使命、青年一代健康成长的正确路径、青年工作的路径方法、共青团改革发展的目标任务、必须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这七个方面环环相扣，有机统一，形成了关于党的青年工作的一整套逻辑严密、体系完备的理论体系。

　　这一阶段在党和国家的最高层面，有关青年和共青团工作的政策文件密集出台。2015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群团工作的第一部管总的文件；7月，由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群团工作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第一次。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新时代包括共青团工作在内的群团工作的高度重视。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第一次明确提出“坚持党管青年”的原则、“党和国家事业要发展，青年首先要发展”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曾讲道：“制定这个规划，是我提出来的。贯彻落实好《规划》，共青团责无旁贷，必须加强统筹协调”。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青年工作的战略地位”，同时指出“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党的青年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极强的工作，各级党委要加强对青年工作和团的工作的领导”，“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这是很高的政治定位，体现了我们党对共青团的高度信任和殷切期望”。这些论断深刻而透彻地体现出党对青年工作的极端重视，也勾勒出党与共青团密切的政治关系。面向新时代新征程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鉴于新时代新征程的时代特色和政治要求，把中国特色党、团关系的重要议题上升到一个新高度，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2.新形势下党建带团建的新内涵、新要求、新价值

　　中国共青团作为超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青年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其组织成员及联系服务对象覆盖各行各业、各族各界。在新征程上，如何更好地把广大青年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是党的青年工作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共青团在加强青年政治引领中要独当一面，在各项事业发展中要成为组织广大青年永久奋斗的先锋力量，在推动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中要做好统筹协调，在党、团、队一体化育人链条中要发挥关键性联结作用。也就是说，遵循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要求和战略部署，面对“Z世代”社会心态和行为选择发生的重大变化，共青团的使命与任务更为突出，与党的政治联结更为密切。尤其是在“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的重大使命面前，共青团既首当其冲，又责无旁贷。

　　新形势下的党建带团建工作与以往一样，是全方位、全过程的，但同时又蕴含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特点新要求。政治建设带有根本性，是政治组织的根和魂。党的十九大党章修正案将长期沿用的“思想政治建设”区分为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并强调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根本点。共青团政治建设重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提升政治能力，自觉维护政治安全。思想具有先导作用，因此思想建设是政治组织的基础性建设。共青团思想建设的核心在于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大力培育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组织是行动的载体、事业的根基，组织建设决定着政治组织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共青团组织建设重在基层，紧跟党的组织建设步伐，创新自身特点，并在不断优化基层组织的基础上充分彰显组织功能。作风建设关乎政治组织的社会形象、公众声誉和政治吸纳力。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带来的新挑战以及社会公众尤其是广大青年的新期待，共青团作风建设要坚持问题导向，从严落实党的纪律要求，对标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全面从严管团治团，着力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进一步克服“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题。

　　“党建带团建”作为中国特色政治实践中的一篇大文章，起笔在各级党组织，落笔是各级共青团。从政治大逻辑上讲，就是要以党超强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再次激发同样拥有庞大组织网络的共青团的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形成同频共振的政治磁场，在最广范围最大程度上团结带领广大青年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从总体上看，党员领导干部队伍的政治生态、精神风貌、工作绩效等极大地影响乃至决定着包括共青团干部在内的青年干部队伍的整体状况。党风既是社会风气的导引，也是团风的标杆。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整个党政干部队伍面貌焕然一新。共青团干部身在其中，倍受教育和感染，倍加珍惜为党做青年工作的机会，以清澈和纯粹之心境高扬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不断锤炼意志力、坚忍力、自制力，成为承接党建带团建的第一责任方阵。

　　3.以新的理论视野展望党建带团建的基本路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一个高度自信的时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不仅要有成熟的经济治理经验，还要有成功的社会治理方案和有效的政治治理模式。任何政治学，首先都是“本国中心主义”立场的治国理政学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诸多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丰富、完善和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理论创新的背景下，站在中国之治的战略高度去深刻理解加强党建带团建工作，既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也具有重要的未来意义。

　　这里不妨重温一下1952年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基本命题：“党委如何领导青年团，青年团应如何工作”。这两大命题紧紧抓住党的青年工作中最基本的政治关系，跨越时代又常释常新。党建带团建工作的实施主体是各级党组织，已经为丰富的工作实践所证明，这是文章的上半篇。因此，加强党的领导是第一位的。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就特别强调：“党的群团工作做得好不好，关键在党的领导。各级党委必须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切实加强和改进对党的群团工作的领导。”“要完善党建带群建制度机制，推动各级党组织落实领导责任”。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又强调指出：“各级党组织要落实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经常研究解决共青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各级党组织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列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的学习内容，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党建带团建放在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历史逻辑下的党与青年关系中去考量，放在“轴心—外围”百年政治逻辑下的党与共青团关系中去研判，放在厚植群众基础百年社会逻辑下的团与青年关系中去探究，从政治建设、理论武装、组织根基、作风建设等方面谋划发力。

　　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是共青团的基本政治底色，共青团应如何服从党的领导是党建带团建的下半篇文章。一个重要前提，是各级共青团要把握好“三个根本性问题”，即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把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作为政治责任，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工作主线。明确了职责使命之后，就要经常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宏观战略，深刻理解共青团工作在党政大局中的政治定位。要绝对服从同级党委的整体部署和统一领导，把团的工作与党政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善借党政之力主动争取资源，紧贴党建节奏和进度，激活基层团建空间。总之，在党建带团建制度框架下，共青团要通过对标对表主动作为，切实履行政治职责，真正当好党的忠实助手和可靠后备军。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青年运动重要论述研究”（批准号：23VSZ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我校党的青年运动史教研部教授、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馆长，本文转自《中国青年研究》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