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青年友好型社会的构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发展。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青年工作正式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与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框架。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人口结构转型相互叠加，青年群体在国家竞争力塑造与社会活力生成中的战略地位愈发凸显。
然而，与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形成对照的是，当代青年在就业稳定性、住房可负担性、婚恋生育选择与心理健康等方面所承受的压力也在增加。这种“政策供给不断强化”与“青年感受并未同步提升”之间的反差表明，破解当前青年发展问题的关键不应局限于政策供给强度本身，也要把政策的传导、转译和触达的过程一并纳入考虑范畴。
本文尝试引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将青年发展置于宏观制度、中观组织与微观主体的相互作用之中加以考察，力图构建一个政策如何进入生活世界、组织如何转译制度安排、个体如何反馈制度效果的分析框架。
一、文献综述
目前学界关于青年友好型社会的研究较少，多数研究以青年与城市作为切入点，主要围绕理念探讨、影响因素和建设路径三个方面展开。
关于青年友好型社会的概念，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界定，现有研究大多是从不同理念出发，探讨如何构建有利于青年发展的社会环境。单耀军等（2020）认为，要认同和尊重青年发展的优先权，通过表达、参与和对话等渠道为青年赋权，使“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领域、全过程和全空间都能够充分有效地吸纳青年的视角、利益和需求”[1]。闫臻（2022）聚焦微观层面的主体性，强调关注青年需求，解决青年问题，厘清青年发展的痛点，并指出青年友好应接纳“一切青年”，既包括一般青年、青年人才，也包括残疾青年、女性青年等相对弱势群体[2]，以包容性理念确保不同青年群体都能参与社会建设、共享发展成果。陆杰华等（2024）则从更宏观的层面提出“青年发展型社会”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重视和促进青年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强调以青年发展为核心，将青年的需求和发展纳入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3]。闫萍等（2025）基于青年优先发展理念，主张构建覆盖全类型青年、全生命周期的普惠性社会保障体系，以制度供给推动青年发展[4]。总体来看，无论是“青年友好”还是“青年发展”，其核心都是指向构建一个适宜青年成长和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
在影响因素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从政策、社会、文化、空间等维度展开。朱峰（2018）重点关注政策与产业发展的协同效应，认为二者的衔接程度直接决定青年能否“引得来、留得下”，唯有让青年与地方发展深度绑定，才能切实增强青年的归属感[5]。聂伟等（2021）通过研究发现，社会融入与社会资本能够显著提升青年获得感，且社会环境越公平、越宽容，青年获得感越强；同时，较高程度的社会赋权有助于提升青年参与能力和参与意愿，进而增强其主人翁意识和获得感[6]。吴军等（2022）运用CGSS数据进一步表明，青年生活需求正在从注重物质需求满足向更注重社会氛围转变，其中社会环境类舒适度体验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高于公共服务类舒适度体验，并且受教育程度越高，这一效应越明显[7]。刘立波（2025）则从空间维度进行分析，发现生态环境污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青年的身体健康，并且降低青年对所在社区（小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8]。综合既有研究可见，影响青年发展的因素多元且相互交织、彼此作用。
在建设路径方面，现有研究从场景营造、政策供给、治理创新、主体参与等维度提出对策。胡小武（2020）聚焦就业、安居、婚恋和学习四大场景，着力打造宜业、宜居、宜家、宜学的综合发展环境，进而提升青年的获得感与幸福感[9]。张良驯（2022）认为，应将“青年优先发展”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公共政策，为青年上学、就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例如，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出台政策支持鼓励青年生育等[10]。聂伟等（2022）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强调畅通多元利益需求表达渠道，构建多元参与的共建共治格局，推动治理数字化转型，提升治理效能和服务效率，为满足青年美好生活创设良好的硬件与软件环境[11]。郑旭刚等（2025）主张构建“政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提升青年就业能力；同时在社区、高校、创业园区搭建心理咨询服务站点，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开展心理疏导，及时回应青年心理健康需求，弥补青年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等方面的不足，推动青年可持续发展[12]。孙秋红（2025）从监督与评估角度出发，提出应完善中长期发展规划实施机制，优化青年发展统计监测指标体系，从中发现规律并加强成果运用，为青年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13]。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为理解青年友好型社会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思路，但仍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政策建议缺乏适配性，青年发展需求会随着环境变化持续更新，政策供给的滞后性难以充分回应青年发展的现实需求；二是已有研究虽揭示了政策、社会、家庭、学校等因素对青年发展的影响，但更多停留在政策供给是否充分、服务是否可及等层面，缺少不同层级之间相互作用的深度讨论。
二、理论框架
要把青年友好型社会从“倡议口号”拆解为可解释、可评价的变量系统，关键在于找到一套能够贯通制度供给、组织承接与个体体验的分析工具。
（一）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Social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由心理学家尤·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首次提出，强调个体的发展并非单一心理变量或个人特质的结果，而是在多层次环境系统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动态过程。该理论以“人在情境中”为基本出发点，主张个体的行为模式必须在其所嵌入的社会环境结构中加以理解[14]。布朗芬布伦纳将生态系统划分为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宏系统以及长期系统，构成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基础模型。查尔斯·扎斯特罗（Charles H.Zastrow）进一步强调个体与环境的双向作用，将人视为包含生理系统、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独立生态系统，更突出主体能动性在系统互动中的意义[15]。他将社会生态系统重新划分为宏观系统、中观系统、微观系统三个层级，宏观系统包括制度、文化、社会价值观等；中观系统指与个体直接互动的小规模群体，包括家庭、职业群体等；微观系统主要指个体，包含心理状态、生理条件与社会适应能力等。三个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如图1）。
图1 查尔斯·扎斯特罗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框架
具体而言，宏观系统通过政策制度、资源配置和社会评价体系，为中观系统设定运行规则与激励边界，中观系统再将其转化为具体的约束或支持，作用于微观系统；同时，微观系统的行为选择、心理反馈、集体诉求，会通过中观组织向上传递，推动宏观制度调整。任何一个层级失衡，都会通过传导链条扩散至其他层级。此外，扎斯特罗从时间顺序的视角出发，认为在生命的各个阶段，人们往往经历相同的人生重大事件。在一定的生命阶段，某一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更大，有一些人生事件需要社会工作者给予关注，帮助人们去处理[17]。对青年而言，教育就业、购房租房、婚恋生育等节点往往对资源和制度的需求度更高，也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怀和帮助。
（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青年友好型社会的分析框架
本文之所以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作为青年友好型社会的分析框架，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一是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要求建立一个“跨层次”的解释框架。青年友好型社会涉及制度安排、资源分配、组织服务、社会关系和个体体验等多个维度，并非单一部门、单一政策或单一场景能够定义。若仅以政策清单或服务供给作为分析入口，往往只能呈现要素的并列与堆叠，难以把握青年友好何以成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状态。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能够提供一种系统性的“纳入机制”，将分散要素置于宏观、中观、微观的层次中统筹考察，从而避免对青年友好型社会的理解停留在要素罗列或经验描述层面。
二是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具有较强的机制解释力，能够进一步揭示不同要素之间如何发生作用。青年友好型社会的关键并不止于宏观制度供给是否充分，更在于制度如何通过具体组织网络被解释、被执行、被触达，进而形成青年可感知的支持和机会。同时，青年对制度和服务的体验又如何被表达、被汇聚、被转译为治理体系可处理的议题，从而推动政策与组织的持续改进。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双向影响，有助于将研究重心放在过程机制上，而不仅停留在对要素的静态呈现上。
因此，本文基于扎斯特罗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提出用七个变量构建青年友好型社会的分析框架。其中，宏观层面聚焦政策制度与社会文化，揭示青年发展所处的制度条件与意义环境；中观层面涵盖学校教育、工作单位与社区服务，刻画青年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组织支撑和风险缓冲系统；微观层面选取个体身心健康和婚恋观念，聚焦青年友好在个体层面的体验、反应和行为选择（如图2）。
图2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青年友好型社会的分析框架
三、青年发展困境的分层呈现
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当前青年发展困境是宏观制度供给与社会文化环境、中观组织承接与服务机制、微观个体体验与行为选择三者相互交织的综合结果。
（一）宏观系统
1.青年发展政策的统筹协调和推广力度有待提升。当前，青年发展政策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青年能否可感可及的问题。在政策统筹层面，各地青年发展规划普遍以国家规划为参照框架，但差异化探索与跨部门协同仍显不足。以省级规划为例，全国已有27个省级行政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台青年发展规划，其中75%采取标准化套用方式，仅25%依托本地特色增加1～2个领域[18]，总体呈现“规划有了、特点不足”的状态，难以对本地产业结构、城市更新、人口流动等关键变量形成更有针对性的制度回应。
在政策力度和触达对象方面，青年对就业创业、社保住房等议题的关注度较高，但政策信息分散在不同部门，缺乏统一清晰的推送和解读机制，导致政策供给与青年知晓度之间存在差距。中国青年报社下属中青校媒面向全国高校大学生发起的问卷调查显示，超六成（60.40%）受访者在选择就业城市时将安居保障视为重要考量，但近半数（47.46%）对目标城市的租房、购房政策“不太了解”或“完全不了解”[19]。这意味着即便政策出台力度不小，也可能因为青年了解不充分而难以转化为他们可用的制度资源，进而削弱政策的获得感。
此外，政策供给在不同青年群体间的覆盖并不均衡，形成“对优秀更友好”的偏差。现有政策往往更倾向对青年人才提供支持，而对普通青年、新业态青年的基础性保障仍显薄弱。全国妇联开展的“新业态新就业女性群体思想状况”问卷调查（为比较目的此调查亦涵盖男性）显示，近40%的从业者未与平台签订合同或协议；除工伤保险（52.59%）外，拥有其他四险一金的从业者不到50%，其中失业、生育保险的覆盖率总体偏低[20]。与此同时，一些政策与具体场景衔接不畅，支持力度难以形成实际效果。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城“流”乡“动”——中国青年入乡新趋势年度调研报告（2025）》显示，在涉农创业青年中，40.1%认为“设施农用地配套难”，43.8%认为“农业相关补贴政策不明晰”，部分地方性农业补贴政策未能有效触达目标群体[21]。
2.青年社会文化环境的包容度仍显不足。宏观系统不仅通过政策塑造发展机会，也通过社会文化塑造发展预期。当前社会文化环境对青年的包容度和容错率不高，导致青年在人生选择与试错过程中承受较大的评价压力和心理成本。现实中，社会评价体系较多以学历背景、职业层级和收入水平作为主要尺度，成功路径呈现单一化倾向，青年竞争压力不断增大。人民智库发布的《我国青年群体竞争心态调查报告（2023）》显示，超过八成受访者在学习、工作与生活中经常或偶尔感受到竞争压力，其中经常感到压力的比例达42.70%，另有38.69%的受访者表示有时感到压力；同时，42.47%的受访者认同功利化价值取向加剧了社会竞争，围绕物质回报与社会地位展开的比较与追逐不断强化[22]。
在创新创业领域，这种文化环境进一步压缩了青年的试错空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发现，青年对社会容忍度的评价整体偏低，“00后”“90后”“80后”分别为7.06分、6.85分、7.01分，均低于全社会均值（7.09分）[23]。以深圳为例，受访青年中有创业意向或计划的比例高达50.06%，但仅有8.0%的受访者非常认同城市具备容忍失败的氛围，而明确表示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的比例合计接近五成，同样状况也体现在正在创业的青年群体中[24]。此外，多元职业路径尚未被主流评价体系充分接纳，导致新业态青年的职业尊严和发展信心相对不足。由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实施的《新业态青年发展状况与价值诉求调查》显示，新业态青年对工作的总体满意度均值为7.3分，但对晋升机会和未来职业前景的评价均值为6.8分，对社会地位的评价均值仅为6.3分[25]。加上政策信息碎片化、供给滞后等问题相互叠加，进一步拉大了政策供给与青年实际需求的差距，影响了青年的获得感和社会融入感。
（二）中观系统
1.教育体系与社会需求错位。学校作为青年成长的平台，本应在知识传授之外，引导青年完成自我认知的建立和对主流价值的认同。然而，当前教育体系日益呈现工具化取向，青年个体的兴趣、潜力和创造性被限制在有限的评价维度内，难以形成稳定的自我认同与职业预期。这种工具化取向进一步延伸至高等教育阶段，青年在临近进入劳动市场的最后一个培养环节中，仍面临教育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错位。一方面，高校课程体系的更新节奏往往滞后于技术革新，教学内容仍以理论讲授为主，实践环节相对薄弱，学生获得的能力训练与真实岗位的技能要求之间存在明显偏差。另一方面，课程设置调整需要经历调研论证、程序审批等多个环节，周期较长，导致课程内容难以及时回应行业变化。部分专业长期沿用既有教学大纲，培养方案缺乏动态调整机制，难以与产业发展同步更新，学生在实际操作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职业适应能力等方面积累不足。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4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伴随制造业转型升级，51%的毕业生表示对相关岗位感兴趣，却因缺乏专业基础而难以胜任；对于没有拿到offer的原因，27.4%的毕业生归因于“掌握技能少”，22.9%的毕业生认为“缺乏实习经历”[26]。教育体系与社会需求间的错位，导致不少青年在求职过程中错失潜在的发展机遇，从而加剧就业困境。
2.职业发展与风险防护缺位。在当前的就业环境中，很多用人单位对青年员工的培养投入有限。一方面，许多单位尚未形成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青年往往在高度绩效逻辑下进入工作状态，呈现“重使用、轻培养”的倾向。单位培训预算主要集中于管理层，青年员工可获得的发展资源相对稀缺。智联测评研究院编制的《2025新时代央国企青年人才的选拔、培养与发展》指出，国内企业将近60%的培训资金流向管理层，而在美国等国家，普通员工则是培训重点人群[27]。另一方面，用人单位现有的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课程设置多为通用模板，未能有效结合岗位实际与技能要求，青年员工在培训中难以获得实质提升。上述调查亦显示，仅43%的18~24岁员工认为有职业发展所需技能，超过50%的员工对雇主投资于他们的技能发展缺乏信心[28]。此外，用人单位在职业伤害防护、心理压力疏导与劳动权益保障等方面的保护功能未能有效落地，本应由企业分担的职业风险中有一部分却由家庭资源来兜底。据中国劳动科学研究院发布的《2025年灵活用工平台就业发展报告》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超过2亿人，其中24岁以下青年占比接近六成，灵活用工平台就业人员劳动保障水平有待提升[29]。平台用工一方面扩大了就业入口、提高了匹配效率；另一方面弱化了稳定雇佣关系与保障责任，使风险更易由组织端转移至个体端。
3.社区连接和支持功能未充分发挥。社区本应作为青年社会支持的重要载体，承接就业指导、心理支持与生活协助等多样化需求。更重要的是，随着家庭结构小型化与照护责任上移，养老照护、托育托管等公共服务的可及性，直接影响青年家庭的时间分配、工作精力和发展预期，因而也是社区“支持青年发展”的关键抓手。然而，在实践层面，不少社区在养老、育儿等服务供给上仍存在短板，难以有效转化为对青年的现实支撑。基于对31个省（区、市）4万多名14~35周岁青年的调查显示，37.26%的受访者认为社区现有老人帮扶服务难以满足其需求，25岁以上青年对养老服务需求更为突出；18~22岁青年则更关注文娱和就业类服务。另有41.26%的受访者表示儿童教育类服务不能满足其需求，其中对课后托管和假期辅导的需求占比分别为45.84%和42.94%[30]。这表明，养老与育儿服务的不足会以照护压力和时间挤压的方式回流到青年身上，成为其社区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尤其对城市流动青年而言，由于居住不稳定、社会关系薄弱与信息获取受限，社区服务更难触达，支持链条更易断裂，从而进一步削弱社区在青年发展支持体系中的承接与缓冲功能。
（三）微观系统
1.青年身心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从总体状况看，亚健康问题在青年群体中呈扩散趋势。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调查显示，67.2%的受访青年表示自己身体“基本健康，但有些小毛病”；11.2%的受访青年表示自己比较“脆皮”，小病不断；2.6%的受访青年表示有需要长期关注的健康问题。仅不到两成（19.0%）的受访青年表示自己“非常健康，精力充沛”[31]。另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18岁及以上居民超重率为34.3%，肥胖率为16.4%，且呈持续上升趋势，青年群体成为重要增长人群[32]。青年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容忽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2024年国民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与服务状况》指出，抑郁风险在18~24岁人群中达到峰值，长时间工作状态青年抑郁风险明显高于正常工作时长群体[33]。此外，短视频等高频媒介的使用也会加剧心理健康问题。上述报告亦发现，每日使用短视频超过4小时的青年，抑郁风险比例明显上升[34]。
2.青年婚恋观念发生显著转变。青年婚恋观念的变化，不是代际偏好的转向，而是在高度不确定环境中形成的一种风险评估和生活策略重排。越来越多青年将婚姻从人生必选项转为可选项，将生育从自然节点理解为需要充分条件支持的重大决策。他们更强调关系质量与个体体验，更重视情感平等、边界清晰与共同成长，也更倾向于把自我发展、职业稳定、心理健康置于更靠前的位置。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与陌上花开联合发布的《2025一线城市青年婚育观全景报告》显示，54.6%的受访青年将恋爱心态归为“随缘不强求”，36.8%的受访青年希望尽快拥有伴侣，但也有较大一部分青年因现实因素对恋爱和婚姻感到压力，17.6%的受访青年说“爱不起”、22%的受访青年说“没空爱”、19.3%的受访青年坦言“意愿上不敢爱”[35]。现实压力对观念的重塑具有显著的日常性与累积性，高强度工作不断挤压青年的生活空间，使其难以维持稳定的社交与亲密关系建设，婚恋更容易被感知为额外负担而非支持系统，进而强化推迟、观望乃至回避的倾向。
四、青年发展困境的连接机制
当前青年发展困境不仅由某一系统的要素造成，也在于不同层级之间的“连接质量”，这种连接既包括宏观与中观的连接，即制度与资源能否被组织体系承接并转译，也包括中观与微观的连接组织和社区的支持能否送达个体。
（一）宏观与中观的连接断档：制度“落不下去”，组织“无法接住”
在社会快速转型阶段，制度供给具有相对稳定性，而产业结构变化、劳动力市场分化与人口结构转型具有更强的加速度。当外部环境变化速度超过制度调整节奏时，宏观层面容易出现“原则在、条款在，但情境变了”的适配滞后。然而，制度能否发挥作用，并不取决于文本存在与否，而取决于它能否在中观层面被“接住”，即转化为组织内部可执行的流程和安排。
一是制度的原则性强、情境化弱，进入中观层次后易被管理逻辑吞没。例如，劳动时间虽有明确规定，但在灵活用工的高强度绩效机制下，一些用人单位以“弹性工时”“项目制”等方式规避制度约束，使制度在中观层面难以转译为刚性的工时边界和休息权保障。其结果是宏观规则在组织内部被“软化”，而青年承受的压力却在组织运行中被“硬化”，长期的工作高压挤压生活空间，并外溢到婚恋、生育等领域。
二是宏观资源供给与中观承接能力不匹配，导致政策难以转化为可用支持。青年发展政策常以部门条线分割供给，信息分散、入口不一、流程繁复。中观层次如果缺少统一接口和协同机制，便很难把这些分散政策转译为青年可触达的组织性支持。于是出现“政策力度不小、青年获得感不强”的情况，即并非政策缺位，而是政策在抵达组织时已经被切割和稀释，组织也缺少将其整合为连续支持链条的制度装置。
三是社会评价体系的单一化通过组织考核指标放大了竞争强度，进一步挤压了组织的保护功能。宏观层面的“成功标准”偏向学历、收入、单位性质等可比指标，中观层面便容易形成以短期绩效、速度排名、强竞争为导向的执行指标。对青年而言，这不仅意味着岗位竞争更激烈，也意味着进入单位后难以获得系统化培养，培训辅导和心理支持等投入被视为单位成本而非长期资产，最终把风险与不确定性更多转嫁给个体和家庭。
概言之，宏观与中观连接断档的实质，是制度缺乏有效的组织落点，难以进入学校、单位和社区的具体工作之中，评价体系又通过组织考核放大了压力，导致中观系统无法发挥应有的承接、缓冲和赋能功能。
（二）中观与微观的连接失效：支持“送不到人”，风险“绕过组织”
即便宏观制度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被组织承接，青年是否真正受益，还取决于中观系统能否把支持以低门槛、可持续的方式送达个体，并在青年最关键的生命周期节点发挥作用。青年身心健康承压、婚恋选择转向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与支持网络的可达性与有效性密切相关。
一是支持供给与青年节点错配。青年最需要组织支持的时刻，往往集中在毕业求职、入职适应、技能更新、职业转轨、租住迁移、养老育儿等关键节点。但不少单位的培训与福利供给停留在“入职一次性”“制度上墙式”，缺少贯穿试用期、成长、转岗和晋升的连续支持体系，社区服务也往往对青年呈现“低可见度”，青年难以在需要时迅速找到入口、获得回应。
二是连接成本过高导致放弃使用。组织支持如果需要复杂证明、层层审批、频繁线下跑动，就会把时间和心理成本再次压到青年身上。青年在高强度工作与不稳定居住条件下，往往更倾向于“能忍就忍”“能拖就拖”，使得本可以通过中观系统缓冲的风险，最终以心理焦虑、身体透支、关系退缩等方式在微观层面爆发。
三是信任机制不足导致支持难以被激活。当青年在学校和单位中感受到的更多是考试、考核等各种压力，而非尊重、理解时，他们就难以将组织视为可依赖的支持系统。尤其对流动青年而言，社区若无法提供低成本社交空间、情感支持和公共服务连接，便很难形成归属感，在缺少稳定社会支持网络的情况下，青年更易陷入孤独感和疏离感。
归根到底，中观与微观连接失效意味着，学校、单位和社区没有把宏观制度转化为青年可依赖的支持关系。当支持“送不到人”、风险“绕过组织”，青年只能以个人策略和家庭资源进行补偿，从而导致身心健康压力上升、婚恋关系退缩、生活预期下降等微观困境不断累积，并反过来削弱青年对制度的信任。
五、构建青年友好型社会的现实路径
青年友好型社会建设不能停留在政策“加法”，还需回到系统协同与机制修复中。唯有三层联动、同向发力，才能把制度善意转化为青年可感可及的获得感，把分散支持转化为贯穿青年成长的连续支撑。
（一）宏观层面：让“青年高质量发展”理念转化为决策规则
宏观系统作为青年发展生态的“底盘”，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机会结构与社会预期的塑造上。只有形成稳定一致的价值导向和制度框架，才能为中观的承接提供清晰的边界与可执行的坐标。
将“青年高质量发展”确立为政策设计的宗旨，既要着力回应青年在就业创业、购房租房、婚恋生育等领域的集中性问题，更要立足青年发展的多样性需求，尤其关注农村青年、灵活就业青年等群体在机会获取、保障衔接与发展通道上的差异化诉求，从源头缓解发展资源配置不均衡所带来的累积性压力。应探索建立青年发展影响评估机制，对各类政策出台可能引致的就业机会变化、成本负担转移等中长期效应开展系统评估，重点检视政策是否充分覆盖不同类型青年群体的发展需求，及时识别潜在政策冲突与制度断点，保持政策体系在目标、工具与执行逻辑上的协同性。在资源配置上，应同步体现“优先”导向，推动公共资源在可承受范围内向青年领域适度倾斜，并鼓励各地结合产业结构、人口流动与空间格局等现实条件，制定具有地方适配性的青年发展专项政策，形成全国政策方向一致与地方实施路径多元并行的格局，使政策更贴近各地青年发展实际与生活情境。
在政策执行层面，需进一步突破部门壁垒，形成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推进机制，避免青年事务在条线分割中被拆散。可通过明确涉青事务的职责清单与协同流程，厘清权责边界，减少因职责不明导致的推诿扯皮和政策空转，使青年发展政策能够在执行端形成有力的承接能力。此外，应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搭建统一的青年政策发布与服务平台，将各类涉青政策动态更新、精准推送，破解政策信息分散和青年获取不畅的问题，并在制度层面降低青年理解政策、使用政策的时间和心理成本。
与此同时，还需推进社会评价体系调整，缓解单一成功路径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并从文化层面改善青年发展的外部环境。应通过舆论引导，对青年在多元职业领域的价值创造给予肯定，逐步形成更具包容性的社会评价尺度与更开放的社会想象空间。在此基础上，培育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提升社会容错度，弱化将体制内就业或少数职业路径视为唯一成功标尺的刻板观念，进而矫正学校、企业的就业导向和用人逻辑。
（二）中观层面：强化组织系统的承接与缓冲功能
构建青年友好型社会必须强化中观系统在风险传导中的吸纳能力和转译功能，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推动政策真正“落得下、接得住”，在于以青年发展需求为牵引重塑中观层面的承接结构，使资源和服务能够主动聚拢并形成横向协同、纵向贯通的支持网络。应以青年为中心优化服务流程，通过整合事项、压缩环节、强化前端解释和过程可追踪，降低青年在获取政策支持过程中的摩擦成本，避免政策因门槛过高而被青年弃用。与此同时，基层部门的角色也应从单向的“被动告知”转向“主动连接”，成为青年诉求与政策转译之间的枢纽。既能够将抽象制度拆解为青年易于理解、便于操作的流程指引和权益清单，也能够精准地收集青年在就业保障、技能培训、生活服务等方面的真实需求与执行堵点，并通过组织化机制向上反馈，推动宏观政策在执行层面不断校正。
在教育与职业支持方面，学校作为青年价值观塑造与生涯准备的重要场域，应自觉地承担起“成长引导”和“风险预防”的功能，将职业指导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入育人全链条，帮助青年建立与现实相匹配的职业预期和生活预期，形成更稳定的自我认同和抗压能力。同时，校企协同育人机制也需要从“岗位对接”层面的浅合作，转向“培养过程”层面的深融入，不仅要在实习和就业环节提供更多通道，更要在课程体系、实践训练、能力评价等关键环节形成共同建设的机制安排，使教育内容能够更及时地回应行业变化和岗位需求，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变动之间的动态适配。与之相连，用人单位的责任同样需要得到强化。应推动企业在人才培养、劳动保障和职业支持等方面加大投入，使青年在组织内部能够获得持续成长的机会和必要的保障。针对灵活就业青年，应推动平台完善职业伤害保障、技能提升培训与发展通道赋能等配套机制，开发适应灵活就业青年的移动端心理服务工具、从而增强其职业认同感。
在居住空间与婚恋支持方面，社区作为最贴近青年生活的基本单元，需要从传统的“居住管理”中扩展出更具回应性的服务与联结功能。青年在城市生活中的孤独感、疏离感以及对亲密关系的退缩，往往与社交空间不足、公共文化资源供给有限、社会联结缺乏相关。应通过增加公共活动空间和文化资源供给，帮助青年在日常生活中形成更加稳定的社会联结，缓解由经济压力和社交边缘化带来的情绪消耗。与此同时，社区综合服务能力也应围绕青年现实痛点实现整合提升，将养老育儿、情感支持、心理援助、法律咨询等功能打包为一体化、可触达的服务体系，重点围绕青年急难愁盼问题，提高服务的响应速度和精准度。对于流动青年而言，针对其需求分散、社会联结薄弱等特点，社区应以更具弹性与可及性的方式提供支持，通过设置青年驿站、完善流动服务清单、探索夜间社工服务等，构建回应性更强、触达成本更低的支持网络，使社区从“空间意义上的居住地”逐步转化为“社会意义上的支持点”。
（三）微观层面：立足日常体验完善青年支持与参与机制
微观系统是青年感知社会、进入公共生活的第一现场，也是宏观制度与中观组织运行成效最终“落到人”的所在。
要建立和完善青年参与和反馈机制，使青年不只是政策的受益者与服务的接受者，更是制度优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青年友好并非单向“给予”，而应在制度设计上为青年意见的表达和汇聚预留通道，确保青年真实感受能够进入治理体系。可依托高校、社区和园区，建立常态化的青年体验收集机制，通过问卷调研、服务点评等方式，持续捕捉青年在就业服务、养老育儿、心理资源、婚恋支持等方面的具体体验和现实诉求，并对青年提出的意见建议及时梳理、解释、回应和改进。
微观系统的“友好”，还取决于青年能否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稳定的主体感和掌控感。一方面，要通过更清晰的规则说明与更连续的服务衔接，让青年在遇到问题时知道“该去哪里、能获得什么、需要多久”，减少因信息不对称、流程繁琐产生的心理内耗；另一方面，应在社区和校园中拓展青年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让青年在公共讨论、志愿服务、协商议事与文化活动中获得被需要和被认可的经历，从而把个体的情绪压力转化为与他人、与社会重新连接的动力。只有当青年在生活世界中既能感到支持触手可及，又能感到自身有能力参与并影响周围环境时，微观系统才能真正成为承接制度善意、生成社会信任的起点。
青年的发展境遇既是衡量社会运行质量的重要标尺，也是观察国家竞争力与社会活力的重要窗口。青年友好不应被简化为单点政策的加码或服务供给的扩张，而应以系统视角把握制度环境、组织网络与个体体验之间的联动关系，推动青年发展从“碎片化支持”走向“整体性协同”。唯有在具有更稳定的预期、更包容的文化氛围和更有韧性的社会支持体系中，青年才能实现更充分的发展、更积极的参与和更有力的创造，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与信心。
（转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6年第2期）
